Home » Posts » 但求善本

还在历史学院的时候，治学严谨的老先生们就再三叮嘱我们，做学问，一定要研读善本。可惜一群小孩子，哪里能够领悟这其中的奥妙？作论文时，依旧是到图书馆或书店随手拿一本出版年代较近的、易读的本子，有时干脆就在网上读电子书——参阅资料的质量尚且低劣如此，做出来文章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后来到了外语学院，老师便一直强调翻译的重要性，以及辨别不同版本译作优劣的重要。但因为我习惯了直接读原本，对于读不懂的语言就凭封面印象胡乱挑一本译作——而且大半是新近出版的，于是认为比较译作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而且轻视翻译难度的我，始终没能体会到老师的苦心。

在我眼中，如果英文不是林语堂翻译的，日文不是彭懿翻译的，那么是谁所译也就不重要了。而今天，从书城出来一无所获的我，真正感到了善本的珍贵。

印刷术产生以前，书籍大多都是抄本。书的好坏，跟抄写的那个人直接相关。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，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，就成为善本。尽管是看似十分容易的事，在真正的抄写过程中，却会出现许多的错误或疏漏。由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抄到原本，一本书经过了长久的流传以后，就会生出许多匪夷所思的版本了。再加进印刷术，读者拿到的那本书上，记载的可能根本不是作者的意思了。

我觉得译作跟古代的抄本就很像，两者的任务，都是要传递原本的意思，抄写尚可因为个人的品位高低而产生巨大的不同，将用一种语言著述的东西精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，更是难以想象的困难。这里所说的精确，跟正确有所不同。正确，只是意味着，没有错误，基本意思是传递到了。然而，原文的音容笑貌，原文的神采，并没有转译出来。有很多的经典之作，在阅读原本时是一种极为愉快的经历，拿起译本一看，却痛苦得怎么也读不下去。因为这个译者，很可能完全不具备作者的品味。而品味，实在是太重要了，这就像不同阶层的人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时所用的语言一定是不同的。 译者的旨趣，也就决定了译作的旨趣。我们在阅读时觉得愉快，往往是因为作者或译者本人很令人愉快。这种巨大的不同，只要同时阅读两本不同版本的译作就可以有很深的感受。而大多数读者像我一样，没有比较译作的习惯，因此很可能错过本来更好的阅读享受。

上个暑假时，我照例是凭封面印象买了由郭英剑和张一凡翻译（这个是到今天才看清楚，可见我对译者的忽视）的《杜立德医生航海奇遇记》，然后因为种种因素到昨天才有机会读完它——一口气读完，说不出的喜欢。这种喜欢膨胀到一定程度，就变成了今天去书城追求“下一本”的实际行动。因为这本书只翻译了“杜立德医生系列”的前两部作品，我很希望还能读到后面几部。在书海中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它的整个系列，兴冲冲地抱起来一翻，立刻瘪气了——译得齐全倒是齐全，厚厚几大本，而我熟悉的、喜爱的语言运用呢？消失无踪。

在这里我不想公开那个译者的姓名，因为他毕竟是个“权威”的“专家”，但我坚持认为，他的翻译水平实在是太幼稚了。如果他看一看《Doctor Dolittle》的原版序言，就会发现，原作者Hugh Lofting真正吸引人的地方，正是因为他没有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“关于孩子们的书”，而是“为孩子们写的书”，作者的想象必须是孩子的想象，同时又要显示出成熟的逻辑性和完美的语言运用，并不是大人们常常以为的只要能够运用婴儿的语言就够了，而且还自以为这样就能与孩子们交流！因为用幼稚的语言来写儿童作品，正是打心底里就把孩子们放在很低的位置而不是真正的朋友的层面。这样做有多愚蠢，有些大人就是意识不到。

我悻悻而归，一路上都在想回到家要立即订购另外几部的原本，然后又很难过地想，倘若有一对不懂英文的父母将那套书买回送给孩子作礼物，那究竟是礼物还是灾难呢？也许从此，那个孩子就失去了阅读Hugh Lofting作品的兴趣，即使看见了原本，也不会去读了。我对很多世界名著丧失兴趣的根源就在于此。后来强忍着阅读中译本时极不愉快的回忆找到原本看了一些，才发现果真是好的作品，于是就更难过了。再想到林语堂先生之后，就没有人能将中国的文学经典那样完美地翻译给外国人看了，这难过，便成了心结。善本难求，但求善本，至此算是懂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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